4月,流沙河推出他在文字学研究上的最后一本著作——《正体字回家》。和他前3本一样,新书以正体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他用自来水笔完成的楷书手稿影印版。

青年作家冉云飞和流沙河相交、相识近三十年。两人有34岁的年龄差距,是真正的“忘年交”。在对文化的热爱和追寻,以及政治社会理念上,他们都有许多共鸣与认同。

*一份酸辣粉,一份米线,满满两大碗,22元,轻松解决午饭。也难怪吃货们钟爱这家酸辣粉。

在新书里,流沙河的全部论说可用一句话概括:“现在的简体字如何没有道理,过去的繁体字如何有道理。”他主张让正体字回到当下的中国,“无论中间断了多少年,都要恢复。”

半天的时间,游走在雕花楼、柴墟水街、义乌大市场、向阳南路、港口西路、金港南路之间。

一位和四川诗歌界有着密切往来的“60后”诗人婉拒了对流沙河的诗歌作出评价的采访。80年代时,他还是某重点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回忆,自己印象最深的是流沙河在1983年出版的诗评集《台湾诗人十二家》。他认为,这是流沙河在80年代对中国诗歌文学界的主要贡献,“因为之前大陆这边从来没有机会读到台湾的现代诗。”

曾有老友说他是个幽默人物,“常以无趣态度置身喜剧场中。”人生的苦楚、命运的无常、令人惊恐的残酷和荒谬,被他用知识的探求、文化的智趣、历史的参照给一一消解、抵御掉了。活到84岁,流沙河说自己人生到站,已“视死如归”。

“其实,这是周人用来祭祖先的,要让家中年轻女子下水去采。我把日子都考证出来了,是每年夏至前后的3天。后来,就演变成青年男女集体相亲的一个民俗活动了。

一讲起《诗经·关雎》中“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的诗句,他又起身而立,模仿起古代淑女摇摆腰肢的身段。“采野菜需要这样么?荇菜又是做什么用的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写得清清楚楚,人不吃,是用来喂猪的。”

这个瘦小、聪慧的男娃娃(四川话)还有额外的“加餐”。念初中时,每天下午一放学,他就背着书包和两个同学到一个前清老秀才家里上课。老秀才本名黄捷三,家境贫寒,靠给十来岁的孩子讲古文养家糊口。束脩也很微薄,他记得每年只收两次,“一次端午,一次中秋。”

观众席上坐得满满当当,有拄拐的老人、拎着购物袋的中年妇人、白领模样的时尚青年,还有携孩子同来的中年家长。来得稍晚一些的,就只能挤在阶梯上席地而坐。

其实硅油任劳任怨地在护发领域服役已经有近 50 年了,但是这几年它忽然站在风口浪尖,变得人人喊打,实在有些冤。

此时的流沙河是一名积极、上进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用诗歌、散文、先进人物事迹报道讴歌着社会的新面貌。

在川籍香港报人刘济昆的建议下,流沙河当时在诗刊《星星》上开了个专栏,每个月评介一个台湾诗人和他的诗。后来,他把这一系列集结出版《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了轰动。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这些台湾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大陆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

这个方式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终点站上下车是在同一边,效率不是很高,而且人流大的话还是挺不安全的,优点就是相对于站后折返,折返时间更短了一些。

老板娘自制凉皮,凉皮韧度高,有筋性,吃起来特别劲道弹牙!黄瓜清香加上绿豆芽的爽口,浇上辣油醋各种调料,特别是那几颗提香的花生一定不能少。

好的食物,包含着温情与良心,每个人对好的食物,有着各自的标准。义乌这条巷子里的徐州凉皮,是我觉得好的食物。

“对头!”老先生一口柔和的川话迅速接上,“所以孟子说:古今人情不远。诗歌都是跳跃,不像散文。我就是用这些想象就把空白部分补齐。”

所谓“正体字”,是指1950年代推行汉字简化运动前的规范汉字。其实,从前的字不叫“繁体字”,而叫“正体字”。

“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冉云飞用钱锺书的一句名言来形容流沙河的成就和个人名望之间的“错位”:“一个人的名声经常是误解加上讹传的总和。”

这组今日读来觉得有些幼稚、简单的小诗,却牵连出3个“反革命集团”,不少人因此受牵连。80年代,流沙河因工作每到各地,总会有人找上门来告诉他: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你的《草木篇》。

8月23日起, 41路终点站由大唐电厂延伸至丰安。线路延伸后,原站点保持不变,大唐电厂由终点站调整为过路站,新增电厂家属院、柴库、丰安三站。

吃一口就上瘾的锡纸烧烤,推荐特色锡纸烤鱼,锡纸烤鱼和传统烤鱼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口感外表微脆,内里细嫩,同时还特别入味。有的鱼,说不出哪里好,就是谁都代替不了。

初次来到有着现代港城之称的高港,第一印象:这里的路很宽、很干净,路上的行人很少,雨后的空气很清新。对于一个美食小编而言,每到一个地方,吃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

两天后的周日,流沙河在成都市图书馆有一场讲座。这是他关于唐诗专题的第29讲。现场PPT先打出两首七律: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和高适的《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

“我讲的这些个,就是过去一个读书人应该懂的、最起码的文化常识和素养。”流沙河嘶哑着嗓音解释,左手摸到沙发一旁的桌几,上头搁着两包撕开一角的金嗓子喉宝。这是5年做讲座留下的后遗症,咽喉药从此天天不离手。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彼此交汇、撞击的年代。学堂的国文老师们认为白话文浅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我的小学老师规定所有的作文必须用文言文写。中学时,国文老师把《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都选进来。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学的,比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书》要多得多。”念高中时,他已经背下了《庄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国藩、桐城派的文章。

当右派被监督劳动时,他开始阅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此发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也有好心人劝他: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每个月,流沙河都会到成都市图书馆做一次传统经典的讲座,从《庄子》讲到《诗经》,到汉魏六朝诗歌,再到唐诗,一讲就是5年多,已成为成都市图书馆的一块金字招牌。

打成“右派”后,流沙河被开除公职、团籍。他先在四川省文联扫厕所、拉粮食,后来又在机关农场种棉花。“文革”伊始,他被下放到老家金堂县锯木厂,拉锯、钉包装木箱整整做了6年。期间,他被抄家12次,随时担心被革命小将们抓回成都批斗。

“十年浪费于‘文革’,十年浪费于写诗,十年浪费于作文。”这是流沙河晚年对自己文坛生涯做的一个近乎全盘否定的总结。

给他带来最多安慰的,是少年时囫囵吞下的《庄子》。这大抵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命运传统——当人生遭遇困顿、“兼济天下”的入世理想破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释、道二家。

清军入关时,大儒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冉云飞认为,在流沙河眼中,这个“天下”就是文化,“文化在,天下就在。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就是他的精神寄托,就是他的信仰和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