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自然之友”,缘于一张小纸条。那是我收到的自然之友的环保活动通知,通知印在窄窄的纸条上,背面有其他印刷品的字,看得出,是印厂从书上裁下的纸边。

母亲的病没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姐姐参军南下,我进入大学,都不在家。

今天,读书界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了。老一辈谈起,总说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艺、美丽的女诗人。但是,对于我来说,她却是一个面容清癯、削瘦的病人,一个忘我的学者,一个用对成年人的平等友谊来代替对孩子的抚爱(有时却是脾气急躁)的母亲。

三十年代那位女诗人当然是有过的。可惜我并不认识,不记得。那个时代的母亲,我只可能在后来逐步有所了解。当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再冰长大后曾经同我们谈起过,但也不常讲。

三十年代那位女诗人当然是有过的。可惜我并不认识,不记得。那个时代的母亲,我只可能在后来逐步有所了解。当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再冰长大后曾经同我们谈起过,但也不常讲。母亲的后半生,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在精神和事业上,她总有新的追求,极少以伤感的情绪单纯地缅怀过去。至今仍被一些文章提到的半个多世纪前的某些文坛旧事,我没有资格评论。但我有责任把母亲当年亲口讲过的,和我自己直接了解的一些情况告诉关心这段文学史的人们。或许它们会比那些传闻和臆测更有意义。

本来,祖父也为父亲联系了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但后来却力主父亲去沈阳,他在信上说:“(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现在,当我每天早上夹在车和人的洪流中,急著要从阻塞的大街上挤一条路赶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由得回想起五十年代初期,母亲和父亲一道,为了保存古城北京的原貌,为了建设一个他们理想中的现代化的首都而进行的那一场徒劳的斗争。

前面曾提到,母亲在昆明时还有一批特别的朋友,就是在晃县与我们邂逅的那些空军航校学员,这是一批抗战前夕沿海大城市中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后来大多数家乡沦陷。

从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亲作为父亲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亲和其他同事们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我国许多有价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筑,往往隐没在如今已是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当年,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实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风宿雨」「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然而,这也给了他们这样的长久生活于大城市中的知识份子一种难得的机会,去观察和体验偏僻农村中劳动人民艰难的生活和淳朴的作风。这种经验曾使母亲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震动。(蚕按:也许源于这样不寻常的经历,林徽因才会格外欣赏沈从文的作品,而同辈的女作家如凌叔华、冰心,就未必。)

父母留学期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竟多于欢乐。

十年浩劫中,清华红卫兵也没有放过她。「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几个字被他们砸掉了,至今没有恢复。作为她的后代,我们想,也许就让它作为一座无名者的墓留在那里更好?

然而,母亲的文学、艺术家气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昆明这高原春城绮丽的景色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记得她曾写过几首诗来吟咏那“荒唐的好风景”,一首题为《三月昆明》,可惜诗稿已经找不到了。还有两首《茶铺》和《小楼》,在《林徽因诗集》出版时尚未找到,最近却蒙邵燕祥先生从他保留的旧报上找出(披露在甘肃《女作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上)。

我的外祖父林长民(宗孟)出身仕宦之家,几个姊妹也都能诗文,善书法。外祖父曾留学日本,英文也很好,在当时也是一位新派人物。但是他同外祖母的婚姻却是家庭包办的一个不幸的结合。外祖母虽然容貌端正,却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因为出自有钱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红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欢心。婚后八年,才生下第一个孩子--一个美丽、聪颖的女儿。这个女儿虽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爱,但外祖母的处境却并未因此改善。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外祖母从此更受冷遇,实际上过着与丈夫分居的孤单的生活。母亲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伤。

紧接著,在我们从长沙迁往昆明途中,母亲又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患肺炎病倒。我至今仍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们,搀著高烧四十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这也是战争期间我们家同那些飞行员之间特殊的友谊的开始。旅途中的这次重病对母亲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埋下了几年后地肺病再次复发的祸根。

不久,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等到一九二二年徐回到国内时,母亲同父亲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后来又双双出国留学,和徐志摩更没有了直接联系。

尽管贫病交加,挫折一个接一个,但父母亲并不悲观气馁,父亲尤其乐观开朗。他此时常教我读些唐诗。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是全家最喜爱的诗句之一。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亲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骑著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去寻访一处曾见诸敦煌壁画,却久已湮没无闻的古庙——佛光寺。七月初,他们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它,并确证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后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构,也就是当时所知我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在同一地区曾发现了另一座很小的庙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这一发现在中国建筑史和他们个人的学术生活中的意义,当然是非同小可的。直到许多年以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当时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著测量,母亲又怎样凭她的一双远视眼,突然发现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就是这些字,成了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而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庙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母亲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说,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水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他一千年!

谈起外国朋友,那么还应当提到,母亲在英文方面的修养也是她多才多艺的一个突出表现。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一九七九年来访时曾对我说:“你妈妈的英文,常常使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感到羡慕。”

大约是在一九三九年冬,由于敌机对昆明的轰炸愈来愈频繁,我们家从城里又迁到了市郊,先是借住在麦地村一所已没有了尼师的尼庵里,院里还常有虔诚的农妇来对着已改为营造学社办公室的娘娘殿烧香还愿;后来,父亲在龙头村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而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

母亲同徐是一九二〇年在伦敦结识的。当时徐是外祖父的年轻朋友,一位二十四岁的已婚者,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之后,转到剑桥学文学,而母亲则是一个还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十六岁的女中学生。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当时中国真还有一支这样的军队—.就在四八年年底,几位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干部坐着吉普来到我们家,向父亲请教一旦被迫攻城时,哪些文物必须设法保护,要父亲把城里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他们带来的军用地图上,……父亲和母亲激动了。“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从这件事里,他们朴素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直到他们各自生命结束,对此始终深信不疑。

那个秋夜,我终于见到珍·古道尔。当梁先生把这位世界着名的动物行为学家介绍给自然之友和大学生时,好像打开了一个窗口。珍用了40年时间在非洲森林里观察、记录和研究黑猩猩的行为习性。

一九五〇年,以父亲为首的一个清华建筑系教师小组,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工作,母亲是其中一个活跃的成员。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国徽,这也许是一个美术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也可能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机会。她和父亲当时都决心使我们的国徽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徵,不仅要表现革命的内容,还要体现出我们这文明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他们曾担心:有人会主张像某些东欧「兄弟国家」那样,来一个苏联「老大哥」国徽的「中国版」。在最初的构思中,他们曾设想过以环形的璧,这种中国古老的形式作为基本图案,以象征团结、丰裕与和平。现在的这个图案,是后来经过多次演变、修改之后才成型的。一九五〇年六月全国政协讨论国徽图案的大会,母亲曾以设计小组代表的身分列席,亲眼看到全体委员是怎样在毛主席的提议下,起立通过了国徽图案的。为了这个设计,母亲做了很大贡献,在设计过程中,许多新的构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她也曾多次亲自带著图版,扶病乘车到中南海,向政府领导人汇报、讲解、听取他们的意见……。正因为这样,她才会在毛主席宣布国徽图案已经通过时,激动地落了泪。

但是,这几年里,疾病仍在无情地侵蚀着她的生命,肉体正在一步步地辜负着她的精神。她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的生活;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蚕按:林洙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作为梁林夫妇多年学生助手程应铨的未婚妻,走入他们的世界的),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兴高采烈,滔滔不绝,以至自已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却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辍转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咯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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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新系的许多工作暂时都落到了母亲这个没有任何名义的病人身上。她几乎就在病床上,为创立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同青年教师们建立了亲密的同事情谊,热心地在学术思想上同他们进行了许多毫无保留的探讨和交流。

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因为新社会确实解放了她,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

文学上的这些最初的成就,其实并没有成为母亲当时生活的主旋律。对她后来一生的道路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三一年四月,父亲看到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日趋猖狂,便愤然辞去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职务,放弃了刚刚在沈阳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应聘来到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一个私立学术机构,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并担任了「法式部」主任,母亲也在「学社」中任「校理」。以此为发端,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

她和父亲当时都决心使我们的国徽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徵,不仅要表现革命的内容,还要体现出我们这文明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他们曾担心:有人会主张像某些东欧“兄弟国家”那样,来一个苏联“老大哥”国徽的“中国版”。

无论怎样,今天,我要把这“一句爱的赞颂”重新奉献给她自己。愿她倏然一生的追求和成就,能够通过这本文集,化作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财富,如四月春风,常驻人间!

在最初的构思中,他们曾设想过以环形的璧,这种中国古老的形式作为基本图案,以象征团结、丰裕与和平。现在的这个图案,是后来经过多次演变、修改之后才成型的。一九五〇年六月全国政协讨论国徽图案的大会,母亲曾以设计小组代表的身分列席,亲眼看到全体委员是怎样在毛主席的提议下,起立通过了国徽图案的。为了这个设计,母亲做了很大贡献,在设计过程中,许多新的构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她也曾多次亲自带著图版,扶病乘车到中南海,向政府领导人汇报、讲解、听取他们的意见……。正因为这样,她才会在毛主席宣布国徽图案已经通过时,激动地落了泪。

一九三一年以后,母亲除诗以外,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和剧本,很快就受到北方文坛的注意,并成为某些文学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从她早期作品的风格和文笔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种影响,直到她晚年,这种影响也还依稀有著痕迹。但母亲从不屑于模仿,她自己的特色愈来愈明显。母亲文学活动的另一特点,是热心于扶植比她更年轻的新人。她参加了几个文学刊物或副刊的编辑工作,总是尽量为青年人发表作品提供机会;她还热衷于同他们交谈、鼓励他们创作。她为之铺过路的青年中,有些人后来成了著名作家(蚕按:比如萧乾,又比如沈从文)。关于这些,认识她的文学前辈们大概还能记得。

一九二九年母亲在北平与他重新相聚时,他正处在那样的心境中,而母亲却满怀美好的僮憬,正迈向新的生活。这时的母亲当然早已不是伦敦时代那个流小辫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

(四)青绿的双调和各彩色在应用上改动的结果,在全梁彩色组合上,把主要的对比搅乱了。如将那天你社留给我的那张印好的彩画样干,同清宫中大和门中梁上彩画(庚子年日军侵入北京时,由东京帝国大学建筑专家所测绘的一图,两者正是同一规格)详细核对,比照着一起看时,问题就很明显。

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床不起了。尽管她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父亲做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父亲的生活担子因而加重。

从这段信中,不仅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专业的钻研是怎样地深入细致,而且还可以看到,她在用语言准确而生动地表述形象和色彩方面,有著多么独到的功夫(这本大型专业参考工具书后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我的外祖父林长民(宗孟)出身仕宦之家,几个姊妹也都能诗文,善书法。外祖父留学日本,英文也很好,在当时也是一位新派人物。但是他同外祖母的婚姻却是家庭包办的一个不幸的结合。

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她是那样地孤单和无望,有着难以诉说的凄苦。往往愈是这样,她白天就愈显得兴奋,似乎是想攫取某种精神上的补偿。

在最初的构思中,他们曾设想过以环形的璧,这种中国古老的形式作为基本图案,以象征团结、丰裕与和平。现在的这个图案,是后来经过多次演变、修改之后才成型的。

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母亲有她独特的作风。她把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从她关于古建筑的研究文章,特别是为父亲所编《清式营造则例》撰写的「绪论」中,可以看到她在这门科学上造诣之深。她并不是那种仅会发思古之幽情,感叹于「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古董爱好者;但又不是一个仅仅埋头于记录尺寸和方位的建筑技师。在她眼里,古建筑不仅是技术与美的结合,而且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一处半圯的古刹,常会给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启示,使她禁不住要创造出「建筑意」这么个「狂妄的」名词来和「诗情」、「画意」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