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中级法院认定了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三项罪名,排除了侵占罪。其中挪用资金认定,减少为3.53亿元。三罪并罚,判顾雏军十年。广东省高级法院维持了这些罪名,按三项罪维持原判。

似乎有必要指出,本书的“基本案情”和“判决结论”,系根据有关真实的起诉书(含起诉意见书)和判决书(含裁定书)所归纳,它们客观地记录了相关案情与案件处理结果,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那些办案人员和相关单位,是他们的司法文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辩护词实录”乃是当时提交给法庭的辩护词,除了极少数字句有所修正,尽可能保留了原始风貌;而“评析”部分,则力求以客观公允的立场对案件的判决及相关问题做出简要分析,当然,这些分析评论所反映的只是我们的“学术性观点”,如有失当,我们真诚愿意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

另外,公安机关在收到证监会的移送案件后,除了根据证监会的移送要求进行查处外,还扩大了查处范围,如顾雏军关于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事宜,顾雏军是正常的注册资本变更,公安机关先后查处为公司注册资本进行评估等的有关中介机构,妄图构陷专利技术虚假出资的罪名,但因为中介机构据实评估,公安机关的目的并未得逞。但公安机关构陷之心不死,继续侦查,连政府的正常行政行为也不放过,将政府认为并没有问题的注册资本和股东变更等,构陷为虚假注册资本。对顾雏军的扬州格林柯尔公司收取扬州市政府的奖励基金行为,也妄图定性为职务侵占,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都进行机关算尽的构陷。因此,公安机关对此案的侦查完全是有罪推定,不是全面搜集客观证据,而是全面罗织搜查构陷证据。

一审《判决书》第186页中说:顾雏军减少无形资产出资,通过天津格林柯尔空转投入6.6亿后,“自愿将其价值9亿元的无形资产作价2.4亿,作为注册资本占公司股份20%,无形资产余额6.6亿元转入公司资本公积金,没有从公司的实际资本中抽走,该行为虽不影响被告人罪名的成立,但可酌情从轻处罚。”即法院明确确认了“6.6亿元原无形资产注册资本,转入了公司资本公积金,没有从公司的实际资本中抽走”。连资产都没有抽走一分,那么虚报何来?无形资产知识产权财产也是资产,又何来的虚报呢?

天津格林柯尔参与的股权转让行为,其中6.6亿元在当天汇入顺德格林柯尔账户后虽然即刻被划出,而9亿元无形资产,法院已经确认一直在顺德格林柯尔的资产负债表上,没有变化。因此,在该6.6亿元转入顺德格林柯尔即刻转出,以及9亿元无形资产一直未转出的情况下,顺德格林柯尔的资产结构并未发生实质变化,没有抽走,谈不上资产减少。只是出资形态还没有变化。有形资产无形资产都是资产。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实质上依旧是3亿元货币资金和9亿元无形资产。而顺德格林柯尔的初始注册是完全出资到位的。

核心提示:根据有关规定,“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评估师执业证书,并经注册登记的人员,方可从事资产评估业务”,而本案中办案机关委托的会计司法鉴定所,不具有资产评估资格,因而其所做出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人妻子在公司兼职工作期间领取的年薪不能计入被告人的受贿数额,被告人妻子转让其持有的15%公司股权取得的300万元收入,更不能被计入被告人受贿数额。

自1992年通过国家律师资格考试并取得兼职律师资格以来,在过去的25年中,教学研究之余,我承担了一些重大、疑难刑事案件的辩护任务,其中不乏社会关注度高的敏感案件,也做过一些民商事或者行政案件的代理法律事务,包括老百姓状告公安局的行政诉讼和繁纷复杂的涉外案件。令我倍感欣慰的是,虽然在律师工作之旅中历经艰辛,但我在办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大都在最大范围内维护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想,这正是我国法治不断进步的最好证明,这也说明律师在社会法律事务中的作用日显重要。25年来的宝贵兼职律师执业经历,也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律师工作之难、律师责任之重、律师使命之伟、律师工作之慰!

1、顾雏军作为顺德格林柯尔的股东,自愿将价值9亿元的无形资产作价2.4亿元,作为注册资本,占公司股份20%,无形资产的余额6.6亿元转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没有从公司的实际资本总额中抽走。

顾雏军挪用了什么资金?他所有财产都是从国外投到国内来的,五年中都没有分红,没有套现股权,没有把钱汇出国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他这种调动自己控制的集团化公司里的资金,用于企业规模化发展,是完全合法合规的。而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摧残他的事件?只有一个原因,落后陈旧的思想,腐败贪婪的官僚,亳无节制的司法权。组合起来对他进行围剿。打着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漂亮口号,为自己和自己的利益圈子竞争牟利,扼杀中国蓬勃向上的真正干事业的中国民营企业。

三、公诉机关不是全面审查公安机关提交的证据,对于明显的无罪证据和事实视而不见,不是依法独立办案,反而与公安机关串通勾结,进一步构陷冤案。

需要说明的是,这22份证据,是直接证明三个罪的证据基础,不单单指虚假注册问题。因为对顾雏军的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的定罪,控方指控,都是依据和建立在这22份《司法会计鉴定报告》的基础上。也是当时佛山公安局关押侦查顾雏军二年多,一直不同意对其取保候审的基本证据理由。在基本证据体系不成立的情况下,全案就基本事实不清、基本证据不足,法益归于被告,疑罪从无,当时就应当判决被告人无罪。

综上,一、二审法院对顾雏军等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事实认定不清,法律定性不准。违背了罪名立法原意和事实真相。不应认定顾雏军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二审和现在新的证据能够证明,直到顾雏军被抓后,广东省证监局组织的委托审计,科龙电器还欠格林柯尔系3.62亿债务,本案指控的所有两笔挪用,是收回科龙的债权性质,全部抵平后还欠格林科尔至少3.62亿债务,因此这两笔单独看,是顾雏军为某一笔用款向科龙系借资,实际总账看,是归还格林柯尔欠款,而不是挪用科龙的资金。

姜宝军在2005年9月2日的供述中称:“今年四月初,顾雏军跟我说,格林柯尔有6300万元的银行贷款到期,他没说是哪里的格林柯尔,他说能不能向扬州亚星客车或扬州机电公司做短期拆借,有三个月就行了。顾雏军让我去跟扬州机电公司谈。要我先从扬州的相关企业借一部分钱用一下,时间两、三个月,到期可按适当高于银行同期利息归还本息。我是按照顾雏军的指令办事,开始是想借用一下,没想到给扬州亚星公司造成了损失。” 庭审时姜宝军陈述,在这次供述中,办案的公安人员骗他说,只要他指控顾雏军,马上就放他出去。即使这样,姜宝军仍然说了真相,是顾雏军让他向政府借钱,不是挪用扬州亚星客车的钱。而且这些钱是要支付利息给出借公司的。可见,顾雏军是指示姜宝军对外进行借款,而并非挪用自己单位的资金。

证据三、广州中院的调解书,都是发生在2008年1月30日顾雏军被判决以后的诉讼,不是当时的法律事实。顾被冤判,才是导致股东索赔的后果,不是股东有了索赔,才导致顾判刑。这些判决发生在2009年6月11日之后。顾已经被判决了。之前根本还没有发生的诉讼和赔偿后果,显然不能倒过来作为定顾雏军案有罪的证据。这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恰恰是由于对顾的错误立案、错误接管、错误公告、错误判决,才导致这些索赔事件的发生。科龙的商业声誉被严重损毁,并不是顾雏军造成的。

顾雏军等人并没有虚报注册资本的动机和故意,通过多笔汇款、提供《供货协议书》等行为,只是为了方便验资,完成形式上的股权转让,以符合工商局的要求。以符合无形资产只能20%的规定,使形式上规范完善。这一做法并没有改变实际资本一直都在公司这一事实。

第二,不要把制度简单视为一种顶层理性设计的产物。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的生成与发展表明,很多制度可能是由实践操作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基于不同的目的与利益主张,以不同的作用方式形成的。也就是说,罗马并非一日可成,也非一人可成。从这一点来看,将任何制度“神圣化”并不可取——它实际上是各种主体博弈之结果。我国刑事诉讼的变革与实践也未尝不可以这样看待。

对抗制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制度呢?还是渐行演变而成的建制?它在历史长河中何时出现并如何运作?这是一个法学研究者乃至普通民众都追寻欲知的问题。对此,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法学与法律史斯特灵讲座教授兰博约做了深入的研究,也由此,英美对抗制刑事审判的面纱特别是其本源逐步被揭开。兰博约教授借助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997至1998年度的阿瑟•古德哈特法学讲座教授的任职邀请重回英国,收集了各种司法诉讼档案与文献。同时,他还查阅了耶鲁法律图书馆、芝加哥大学法律图书馆和哈佛法律图书馆所藏数量丰富的《老贝利法庭审判实录》(以下简称《审判实录》)。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兰博约教授运用历史实证主义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深度分析了对抗式审判制度的形成过程。由于兰博约教授关于对抗制起源的研究建基于一手的历史文献,再加之其对各种数据如律师辩护的比率、法庭调查方式、审判时间长度的挖掘、统计与分析,使得《对抗式刑事审判的起源》很多结论的可信度较高。

特警急先锋1995,饰演阿李,导演林德禄、元德,主演周文健、柯受良公仆21995,饰演李探长,导演邱礼涛,主演周文健、吴毅将

事实上,顾雏军只是让他安排科龙还格林柯尔部分借款。即使按照姜宝军供词中的这种说法,顾雏军也只是想采取借用的方式拆借资金,而并非法院认定的挪用资金。

佛山中级法院在《判决书》理由中,分析了对顾雏军“从轻判决”的三大原因。透露了本案事实不清、证据根本无法定罪、原审法院根据主观臆测判案的真相。本案从原判决书即可以认定顾雏军是完全无罪的。现对《判决书》分各罪进行详述。

7、扬州中级法院已经有生效判决,对此款已经定性为企业借款。司法不能对同一法律事实,进行重复评价。

法院一审的误判,主要是认为知识产权到现金实物的置换,是虚假的空转。除了上面已经说清的无形财产权也是财产、一直在公司没有减少,不存在虚假外,实际上这6.6亿以购买天津制冷剂方式实物库存注入,也是实际到位的,并没有虚假。这一交易过程有点复杂难懂,我们必须搞清。

顺德格林柯尔公司注册成立时,3亿元的货币资金和9亿元的无形资产,均已实际到位。其中由顾雏军两项专利技术所进行的无形资产评估,由正规的评估机构合法出具,效力从未被否定。评估过程并不存在利益交换、故意虚高评估价值等行为。各股东已经完成12亿元注册资本的出资义务,因为该12亿元的价值是真实存在并且足值的。因此,顺德格林柯尔公司成立时没有虚报注册资本。

(二)证监会在明知2.76亿美元担保子虚乌有,仍对顾雏军罗织八项罪名,并向公安机关移送。这些罪名的大部分都被公安机关排除,故中国证监会相关人士亦应承担滥用职权罪的刑事责任。

二是《付款通知书》,出现了三份。如果真实不是事后伪造的,当时的证言和公安侦查,都只是一份。是王大庆的律师起草,姜宝军在场,当时就由王大庆持有,没有亚星的章或签字的唯一一份。但是,后来公安取证时,要求王大庆在“同意付”三字上盖上红章,污染了原始证据的原始性,出现了第二份。但是仍然没有亚星的章。这次再审,出现了检察机关取自公安的第三份《付款通知书》,有亚星的章。同时,最高检察进行了法医鉴定证据审查意见,说第一份里就是有章的,只是当时没有复印出来。这完全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主观分析。不具备证明效力。因为当时是公安部专案组、广东省公安厅两批警察两到扬州办案,不可能提取不到,或者复印不到有印章的书证。即使扫描件,也不可能有字而不出现印章。因此,这三份文件,亚星的盖章都是事后伪造加盖的。因为顾被捕后,亚星公司又回到了扬州企业掌控,公章随时可以盖,在公安操作下,伪造这样一份文书易如反掌。

(3)国家科技部2006年5月23日国科发政字〔2006〕150号文件《关于废止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有关文件的通知》: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下列有关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的文件予以废止。以技术成果出资入股执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不再经科技管理部门认定。(证据三)即放宽了原来的20%以下的限制,可以突破。

(4)更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是,顾雏军主管经营期间,不但没有扩大压货销售,反而是大大压缩了压货销售。扭转了原科龙压库销售达25%的状况,降低到8%。

第八、即使真是动用了科龙的钱注册,调用资金也只有三天和五天,没有给单位造成任何损失,情节显著轻微

顾在公司大会上明确要求,必须将压货销售后的退货比例,降到10%以下。在2001年中,压货销售中退货的数量是6亿多;达总销售的15-20%;在2002年中,压货销售中在来年的退货数量,下降到3亿多,到了销售额的10%以下。

2005年新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比例最高可达70%,也即意味着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组成结构如按新《公司法》规定,只需进行微调即可,无需通过巨额资金往来进行调整。因此,随着国家法律法规的调整,顺德格林柯尔当初的注册资本比例也不具有了危害性,这点二审法院也基本认可。按照刑法谦益性原则和从新旧兼从轻的原则,考虑形式上的股权转让行为并没有在实质上造成无形资产的减少,是完全不应该对顾雏军追究刑事责任的。

公诉机关在对顾雏军等人提起公诉时,就“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行为、给股民造成的损失等问题,曾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下称“天职所”)做了22个“专项司法会计鉴定报告”。经过开庭的律师质证意见,法院最终认为:前11个司法鉴定报告,因鉴定人不具备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依照有关规定,司法鉴定文书无效,不应作证据使用。而后11个司法鉴定报告,属于“重新鉴定”,按照有关规定,应由其他司法鉴定机构来进行,而不应由原机构进行。因此,判决书最终认为:本案重新鉴定,应由其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天职所应回避重新鉴定,由其作出的重新鉴定程序违法,同样无效。

事实上,科龙电器每个月都在进行压货销售,这些压货在其后的几个月内,总是会发生退货的现象,只不过每年销售旺季前的压货的退货现象,有的年底的会发生在第二年而已。在季报和半年报中,科龙电器财务都是将压货做销售处理,发生的退货部分,则在相应的下一个季报及半年报的销售中冲销减少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财务处理方法,为什么年报中这样处理,就变成了犯罪行为呢? 原因一是政法系统人员不懂市场销售现实和规则,二是本来就想故意寻找茬子定罪。

核心提示:“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一般应当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即便是理解上有所扩张,也应当严格限制在情人关系、恋人关系、前妻前夫关系、密切的上下级关系(如领导的司机、秘书)、姻亲关系、密切的老乡关系、老战友关系、老同学关系等范围内。

关于科龙电器在顾雏军收购之前,已经两年巨额亏损的证据。2000年安达信会计师行出具的《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年度报告》,亏损6.78亿,每股亏0.68元;《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年度报告》亏损15.6亿,每股亏1.57元。

(一)申诉再审,是由被告人发起,不是抗诉案件。法院发现原判确有错误,才决定再审。重点审查申诉人的有利的能够证明无罪的新证据,能不能构成对原认定事实的动摇,而不是由控方发起新的证据,继续指控其犯罪。这将违背申诉的基本法理,同上诉不加刑的原理是一样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纠错,而不是压抑平反。

在虚假财会报告罪,后来变更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中,控方也提供了大量的证人证言,但没有一个证人出庭作证。而其中最重要的证人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他们已经对科龙电器的财务账册,进行过全面的审计,最为了解科龙电器财务报告的实际情况,对于是否虚假财会报告,他们是专业权威,最有发言权的。对于所谓的压货销售,他们出具了保留意见,这说明德勤认可了这是销售的一种,他们只是对是否能最终收到销售款作了保留,出具了保留意见。并没有否定压货销售行为。这些证人到庭,一方面,可以说明财会报告并没有虚假,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事实都已经公诸于众了,何来不披露重要信息呢?因此,他们作为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应该出庭说明和接受控辩双方的讯问和质证,才能让案件事实更清楚。顾雏军虽然多次向法庭申请他们出庭作证,但法庭却置之不理,根本无视法律的明确规定。

1974年与仙杜拉、梁天出演电影《多咀街》,饰演秋仔;同年,与陈观泰、姜大卫出演电影《五虎将》。

2004年12月1日,广东证券监管局给科龙电器一封询问函,此函要求科龙电器回答,科龙电器是否从广东发展银行第二营业部开出一份金额为2.76亿美元的担保函。科龙电器董事会于2004年12月4日,即3天后立即回函给广东证券监管局,报告并无任何2.76亿美元的担保,并附上广东发展银行盖公章的证明。但是2005年2月,广东证券监管局局长刘兴强仍然以这份莫须有的2.76亿美元担保为罪名,上报中国证监会,申请对科龙电器进行立案调查的批准程序,并对科龙电器和顾雏军错误立案。

(2)在申请单中即使有科龙电器的员工签字,也并不能说明该笔资金是科龙电器的。因为既然该笔资金的使用经手与科龙电器有关,那么有科龙电器的员工签字就很顺理成章,但该签字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该笔资金的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