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这里提到了“思考”。可是,这思考,就是当年她的情人海德格尔教给她的。电影中多次出现她回忆中的海德格尔讲述“思考”的镜头。海德格尔向纳粹宣誓就职之后,阿伦特一直感到胸闷想吐。1950年后,阿伦特曾对海德格尔说:“我无法想象教给我思考的这个人,竟然会做如此傻事。”海德格尔则这样回复:“我知道那个时代对你来讲是多么地艰难,到处是险境,无以依靠,无法还击。对我来说,其实也不轻松。”海德格尔坦承:“在政治方面,我既没有天生具有的才能,也没有信手拈来的能力,但从中已让我学到不少,并且我还想再学更多。当然,也不会把思考丢弃掉。”阿伦特继续追问:“但你为什么不对此进行一个公开的解释呢?”可惜的是,在电影中这段对话就此终止了。海德格尔何以不道歉,在思想史上本身就是一个谜,所以电影也无法接下去了。但是,就在这个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阿伦特的政治科学与海德格尔纯粹哲学之间的差别。尽管海德格尔对阿伦特思想影响巨大,但是,阿伦特最终还是以海德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者出现的。在她看来,在海德格尔那里,单个人自身被视为真理的处所,形成了与虚假的社会整体的对立。因为他拒斥“常人”习以为常的世界,实际上就放弃了人之为人的基础,而这最终导致对人性在实践上的否定。阿伦特暗示,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使人们对野蛮的罪恶毫无抵抗能力。海德格尔的这个“思考”再一次显得抽象。关注海德格尔哲学的人都知道,他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个无须知识的一种思考,不是基于理性的思考。没有知识的思考、没有理性的思考,又是一种什么思考呢?

马尔金不动声色的接近了这个人。瞬间,他出手了,把瘦个儿男人甩在地上,另一个特工拖住他的腿,把他塞入车中,汽车疾驰而去。这个人之后被秘密送到以色列,他就是国际社会一直在追捕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

艾希曼曾经对他的伙伴说过:「我将高兴的跳进坟墓,因为我知道德意志帝国的500万个敌人已经像牲口那样被杀死了。」

1960年5月11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名教堂的清洁工马尔金正在静静的擦着教堂的玻璃,他看似很普通,但实际上,他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特工,正在执行着一个重大任务。

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的高官,负责执行了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最终方案”。他在这一“最终方案”中,负责向集中营运输犹太人,对600万犹太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二战结束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随后逃脱,最后辗转流亡到阿根廷。以色列特工于1960年5月11日将其逮捕,并秘密运至以色列。以色列“开国总理”古里安决定对其进行公审,不仅是为了伸张正义,更重要的是为了让下一代也让全世界了解纳粹曾对犹太人犯下的暴行。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反人道罪等15条罪名起诉;这次审判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以色列政府将艾希曼安排在防弹玻璃后面受审。艾希曼对其所有犯罪的指控,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艾希曼于1961年12月12日被判处有罪并被判处死刑,并于1962年5月31日被执行绞刑。艾希曼是以色列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法庭判决死刑的罪犯。

《艾希曼在耶鲁撒冷》简体中文全译本有一些姗姗来迟,但国内关于“平庸之恶”的讨论这些年从未停止过。从“最美乡村女教师”的故事,到对某互联网搜索引擎的“不作为,我们总是在身边的各类事件中一遍遍验证着验证阿伦特当年的洞见。

阿伦特在《纽约人》上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她遭到了犹太世界的严厉谴责。这一谴责,主要是针对她对二战时的犹太人委员会领导机构的指责,认为他们是法西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帮凶。至于她提出的“平庸之恶”,也引起一些误解,被认为是对艾希曼的辩护。事实上,阿伦特并不认为不应当处死阿希曼。但是,如果我们撇开艾希曼是否有个人的故意或自己的判断这样的具体问题,阿伦特为我们指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恶”,这应当是她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的审判引出的是以往的法典中尚无规定的罪行,引出的是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之前尚无概念的罪犯。当她提出这个概念时,根本不是要为艾希曼辩护,而是尝试去理解这种“恶”。当我们再看一位法学教授并担任宪法法官的哈德·施林克所著的《生死朗读》(1995年)一书及根据其改编的电影(2008年)时,我们对这种“平庸之恶”就可能更好理解了。《生死朗读》中的汉娜,只是一个普通的纳粹集中营的看守,甚至还只是一个文盲。因执行上级命令而被判犯有罪行时,汉娜反问法官:“换了您,又会怎么做呢?”她绝不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

“如此的远离现实、停止思考,对一个人造成的灾难可能要比这个人自身具有的所有罪恶动机加在一起还要严重。实际上这是人们在耶路撒冷学的一课。”

当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法庭上看到受审的艾希曼时,心里还是吃了一惊。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甚或可以说庸常之辈,是很难与杀人如麻的恶魔联系到一起的。他不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有一种邪恶的魔力,浑身散发着绝非凡人的气质。艾希曼太过于普通了,个子不高,话语不多,毫无魅力可言。

他在撒哈拉指控当权者滥用了他的“服从”。他称,“臣服于一个好的政府是幸运,臣服于一个坏的政府是不幸。我运气不好。”这句话相当有代表性,直到如今还有很多罪行的执行者以此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但正如耶路撒冷法庭对艾希曼的辩解所回应的:“我们暂且认定,您之所以变成大屠杀组织里一枚任人摆布的工具,纯粹是时运不济;不过,您执行了,从而也支持了一个大屠杀的政策,却是不争的事实。政治不是儿戏。论及政治问题,服从就等于支持。”艾希曼作为一个个人,在纳粹整体道德冷漠的气氛之下,失去了或者说根本不在意道德判断,对于一切都当成了任务来完成,不经自己头脑的去思考,哪怕杀人之事也惟命令是从,而不以任何良心的挣扎,事后也无任何的不安之心。

毕竟,在她离开的半个世紀以后的今天,更多的粗鄙、平庸、浅薄、野蛮者在无知无觉、不知不觉地作恶……我们一再地面临着'以恶为常'的险境!

纳粹有着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在其著作《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对此有过深入的分析。纳粹这个标举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正党,对于语言有着近乎迷信式的偏爱。他们发明了许多词汇,也构建了一套说话的方式,充满了大话空话,有着一种狂热的理想与热情,满是自吹与自炫,力图将人纳入其所倡导的迷梦之中。其目的,就是欲以这么一套新话来重构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掌控人们的思想。其实不仅是纳粹,历史上所有的极权主义皆是如此。语言是头脑用以思考的工具,失去语言能力也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极权主义者们以其独特的语言体系,并将这套语言一遍一遍地灌输给你,在你的头脑中烙下深深的印痕,让你自然而然地跟着他们的思路走。

这里涉及的三部影片,都是对艾希曼以“执行命令”为其辩护时所做的拷问。不同的只是三种拷问分别采取了人性的、法律的、哲学的视角。

阿伦特这里提到了“思考”。可是,这思考,就是当年她的情人海德格尔教给她的。电影中多次出现她回忆中的海德格尔讲述“思考”的镜头。海德格尔向纳粹宣誓就职之后,阿伦特一直感到胸闷想吐。1950年后,阿伦特曾对海德格尔说:“我无法想象教给我思考的这个人,竟然会做如此傻事”。海德格尔则这样回复:“我知道那个时代对你来讲是多么地艰难,到处是险境,无以依靠,无法还击。对我来说,其实也不轻松”。海德格尔坦承:“在政治方面,我既没有天生具有的才能,也没有信手拈来的能力,但从中已让我学到不少,并且我还想再学更多。当然,也不会把思考丢弃掉。”阿伦特继续追问:“但你为什么不对此进行一个公开的解释呢?”可惜的是,在电影中这段对话就此终止了。海德格尔何以不道歉,在思想史上本身就是一个谜,所以电影也无法接下去了。但是,就在这个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阿伦特的政治科学与海德格尔纯粹哲学之间的差别。尽管海德格尔对阿伦特思想影响巨大,但是,阿伦特最终还是以海德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者出现的。在她看来,在海德格尔那里,单个人自身被视为真理的处所,形成了与虚假的社会整体的对立。因为他拒斥“常人”习以为常的世界,实际上就放弃了人之为人的基础,而这最终导致对人性在实践上的否定。阿伦特暗示,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使人们对野蛮的罪恶毫无抵抗能力(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哲学大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66-467页)。海德格尔的这个“思考”再一次显得抽象。关注海德格尔哲学的人都知道,他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个无须知识的一种思考,不是基于理性的思考。没有知识的思考、没有理性的思考,又是一种什么思考呢?

《汉娜·阿伦特》(2012年),主要讲述的是旅居美国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阿伦特受《纽约人》邀请,为艾希曼的审判进行撰稿进而引发争议的过程。影片就是以艾希曼在阿根廷被诱捕开始的。她之所以参与和研究艾希曼的审判,是要去验证她多年对“恶的本质”的思考,要看看艾希曼这个“活生生的”典范。

在所有情况下都满足这两个要求很难,而在某些事件中则似乎不可能,大屠杀就是其中之一。很多研究进展会使我们对纳粹一方或者受难者一方发生了什么了解得更加混乱,而每一次这样的进展,都会潜在地威胁我们对事件原因的道德明确性,模糊反犹消除主义的现实和基本不可阐释性。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大屠杀的研究似乎一直在按照稳定的规律来回摆动,一会儿试图将公义还给个体(德国士兵是“普通人”),一会又试图恢复道德的一贯性(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

三部影片,虽都是纪实风格,并融入了当时的庭审录像等纪录片的片段,但毕竟是经过编剧、导演等再创作过的,自然有他们的观察角度和独特理解,因此,我们不必追究影片是否真实再现了那个审判与审讯,也不必追究影片是否反映了真实的艾希曼。对真实的探求,是史学家的事。影片如能给我们带来思考,那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况且,影片也不是纯粹的编造,而是以一定事实为根据的。

“艾希曼既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更远远不具备查理三世那种“成为恶棍”的决心。除了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迹,他根本就没有别的动机;就连这种不遗余力本身也没什么罪,他肯定不会杀害他的上司而取代其位置。”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纳粹德国的高官,负责执行了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最终方案”。他在这一“最终方案”中,负责向集中营运输犹太人,对600万犹太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二战结束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随后逃脱,最后辗转流亡到阿根廷。以色列特工于1960年5月11日将其逮捕,并秘密运至以色列。以色列“开国总理”古里安决定对其进行公审,不仅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更重要的是为了让下一代也让全世界了解纳粹曾对犹太人犯下的暴行。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反人道罪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以色列政府将艾希曼安排在防弹玻璃后方受审。艾希曼对其所有犯罪的指控,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艾希曼于1961年12月12日被判处有罪并被判处死刑,并于1962年5月31日被执行绞刑。艾希曼是以色列历史上唯一一个遭到法庭判决死刑的罪犯。

阿伦特在《纽约客》上的文章发出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她遭到了犹太世界的严厉谴责。这一谴责,主要是针对她对二战时的犹太人委员会领导机构的指责,认为他们是法西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帮凶。至于她提出的“平庸之恶”,也引起一些误解,被认为是对艾希曼的辩护。事实上,阿伦特并不认为不应当处死阿希曼。但是,如果我们撇开艾希曼是否有个人的故意或自己的判断这样的具体问题,阿伦特为我们指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恶”,这应当是她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的审判引出的是以往的法典中尚无规定的罪行,引出的是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之前尚无概念的罪犯。当她提出这个概念时,根本不是要为艾希曼辩护,而是尝试去理解这种“恶”。当我们再看一位法学教授并担任宪法法官的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 所著的《生死朗读》(1995年)一书及其改编的电影(2008年)时,我们对这种“平庸之恶”就可能更好理解了。《生死朗读》中的汉娜,只是一个普通的纳粹集中营的看守,甚至还只是一个文盲。因执行上级命令而被判犯有罪行时,汉娜反问法官:“换了您,又会怎么做呢?”她绝不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

然而,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些人物的存在,直到卡斯特纳事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爆发。鲁道夫·卡斯特纳(Rudolph Kasztner)当时是一位以色列公务员,战时他为布达佩斯的一个团体工作,帮助犹太人前往匈牙利,那时匈牙利还未被占领;在1944年德国入侵之后,他又努力帮助他们离开匈牙利。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每天被运往毒气室,卡斯特纳和他的团体与纳粹协商,看是否可以救出一些人。各种营救大量犹太人的计划泡汤之后,卡斯特纳说服艾希曼接受了一笔赎金,并允许一千六百名匈牙利犹太人前往瑞士;这其中有很多是富人,他们拿出钱来为自己、同乡和家人铺下生还的路。

冯·特洛塔的《灵视》(1991)描述的是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的一生,这是此类型最显然的例子。电影刻画了一个有勇气、受启蒙的女人,她易感觉到显灵,教会企图让她保持缄默,但是她始终忠于自己看到的异象,拒绝教会的命令。故事发展过程中她与另一位修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说不是那么平等的话,之后与另一位也是如此,这引发了嫉妒与误解,尽管在最后,一切都化解开了。最终她在身边人的崇敬中死去,而不是在她的特异力量中。

因为“平庸的恶”的提出,更因为她在书中指责许多犹太领导人也是大屠杀的帮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成为了阿伦特最受争议的著作,一度令她众叛亲离。

只要有普通人犯下罪恶的事情持续存在,我们就仍然生活在阿伦特的问题意识之中......阿伦特主张人要积极思考,但又告诫我们,思考又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需要很大的能力和勇气才能承担起来的活动。比如,当你做出判断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抵触,你如何继续思考下去?这个问题是意志上和道德上极大的负担。

在艾希曼的奥斯维辛之后,存在的只能是对罪/恶的记忆、书写、良知的判断与责任,再也不能是浅薄的“奥斯维幸以后”了——一切以“时代”、“人性”、“生存”、“欲望”……之名所做的推诿、掩饰、美化、神话,都不过正是“平庸之恶”的续演。

因而,部分程度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也是这样。五十年后重读这本书,人们开始留意到作者写这本书时两种不同的冲动。一是公正看待所有造成“最终解决方案”的缘由和因素,理解它们是如何以令人惊奇和不安的方式影响那些官员和受害者的。在这一点上,阿伦特是一个先驱者;而且,正如贝蒂娜·史丹格耐特在其给马丁·维贝尔写的文稿中提到的,很多她所攻击的东西,都成了学界共识。

电影《世纪审判》(2015),是BBC为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而拍摄的,是以1961年对艾希曼的世纪审判进行电视转播为题材的电视电影。此电影由著名导演里奥·赫尔维兹执导。据报道,他在摄制之初,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相信世上有什么怪物,那些创造法西斯主义的人也并不是怪物,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的人。他在拍摄过程中,坚持要用一个机位近拍艾希曼,要从他的表情反应中,在他身上找到有着的“丁点良知”的“真正的艾希曼”,但是,这种信念最后导致了他几近崩溃。在整个庭审拍摄过程中,艾希曼一直面无表情,最为明显的是在电影的高潮阶段,在法庭放映纪录片《通往集中营之路》时,里奥要求在放映影片时,在法庭所有灯都熄灭之后唯一束灯光照向艾希曼。但是,随着电影的放映,摄制组面对电视中的惨不忍睹的画面都离开了机位,而艾希曼仍然没有任何的反应。这时的里奥再也承受不了了:你怎么能坐在那里?!你怎能不转过脸去?!里奥相信,这些画面、这些控诉,总能击垮艾希曼,但最终,还是里奥自己被击垮了,里奥自认失败,也就是他没能找到艾希曼的“人性”……

电影最后有一段勒思上尉真实的录音。这段录音,让人警醒,值得在这里抄录。他说,对艾希曼的审判,“完全改变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比如相信真正的民主,只有它,才能从艾希曼这种人手中挽救人类。周围潜在着许多艾希曼式的人物,但艾希曼这种人,只有在专制制度下才会生长,而专制绝不会有民主。要维护民主,我们必须尽全力避免类似事件发生,防止新的艾希曼再次产生。”

(本文作者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文兵教授,主要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政治哲学。)

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他被以反人类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审判持续了8个月,很多国家的电视台都在转播。艾希曼为自己辩解的最大理由就是:我只是在执行命令,作为军人,我是在恪守职责,我本人不应对屠杀罪行承担责任。

“我会笑哈哈地跳进我的坟墓,因为一想到我已经处理掉500万犹太人,我就感到到极大的满足。”

1953年,一位专揭丑闻的以色列记者声称,卡斯特纳背地里承诺纳粹不告诉其他犹太人关于奥斯维辛的真相,用千百条人命换了少数一些人的生还。卡斯特纳起诉他诽谤,但是调查显示,他曾为在匈牙利合作过的纳粹向战争法庭写辩解信,为此他输了官司。在他提起上诉之前,卡斯特纳就在其特拉维夫的家门口被暗杀了,当时的情况至今含混难解。他的罪名死后被洗除。

在艾希曼的组织下,整个欧洲的犹太人被运送、收容,最后被集体屠杀;在艾希曼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如同一条高效的生产线:每天杀害12000人。

“他中等身材,体形较瘦,四五十岁的样子,前脑门半秃,牙齿不太好,近视眼,脖子干瘦。整个审判过程中,他一直朝法官席的方向探着脖子(从未面向观众)。”